社论
《论韩日协商条约(韩日议定书1904)》
韩日协商条约已明确登于本报，且传抄于各大报纸。众多阅览之人各自保持沉默亦可谅解。大抵因为此条约，街头巷尾道听途说, 满城风言风雨, 人心惶惶, 众情疑惧，时局激昂。记者欲辨别谣言之虚妄，亦述误载之疑惑。如今，条约已盖章并公布，纵然有万千争辩，都将是无效之谈。虽莫及于驷舌还追矣, 然而我们报馆之义务，怎可沉默而不发一言?
一般而言，国际条约的缔结决定的是两国间权限及义务的关系，而非一二人之间私自订立的契约。对于条约上的提议，虽不能完全按我方意愿任意妥协，但理应参照公法的准则并对其是否可行征求舆论的意见，经充分协商后再作决定，避免因此而铸成的错误, 然后若慢慢商议盖章之事，即便签约的手段出于强行胁迫，但也未必能快速增加其威力。但为何对于如此重大的国际事件，做了很大程度上的妥协, 轻易地盖章签署,心中毫无可惧。外务交涉之责任多么需要慎重甚至有所畏惧，如犯下这般错误，不但会成为国民的罪人，死后于地下亦无颜面对列祖列宗。呜呼！
其第一条中所谓接受施政改善之忠告是何等的失策。韩国政府之施政改善是韩国政府的份内之事, 邻国无法干涉只因两国实为同舟之体。如若日本欲随时给予忠告，可谓是国与国之间的深厚友谊，理应深感谢意。但即便如此，表明其目的，订立条约，予以明文规定，则完全违背公法之准则。
表面虽说为忠告之意，实际上却包含何等严重的干涉态度。不能自由行使我政府之责任，任由外人提出忠告，这已是极大的耻辱，更何况预设我方不能自行，必须待其忠告之后方可行之, 以此为内容确立并签署条约，岂不是将国家主权让于外人?
另外，第四条中写道因第三国之侵害或发生内乱，陷入危险境遇时，日本迅速采取临时必要的措施。因第三国之侵害而采取措施，尚且可以，但说到内乱，实在难以理解。即使在我国疆土之内发生匪徒之变，我们的兵卒足以镇压内乱，何需等待外国兵士的举措?
又说为了易于日本行动，要提供充分的便利，还说可随时占用军事战略上所需的要地，“容易”、“便利”、“需要”、“随时”等措辞又有何密切关系, 如此随意使用, 每一个条款的实施任由日方独断专行。从此之后，日方的军事行动，无一受我方限制，即使肆意占据重要地点，也无从反抗。名虽独立，却是保护国之实例，怎能保全独立之本意呢? 且条约中指出无期限，即使是在日俄休战之后，这些条款看似也要永久遵行，这无异于将我方的独立主权让给外人掌握，且返还之日遥遥无期。
以这般内容签下条约，无异于将刀抵于颈项。记者对此不胜感慨，略述数言，以寄寓愤怒和慨叹之情。